[37] 刘启川：《独立型责任清单的构造与实践》，《中外法学》2018年第2期。
因为区域协调发展必然需要相应的国家机关跨行政区域行使职权，如前面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提出的，要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对于行政职权的整合，在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中，是有先例的，即相对集中处罚权和许可权。
比如，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 提出：着力构建规范透明的法制环境，加强区域立法工作的合作与协调，形成区域相对统一的法制环境。但是，确定行政区划的基本原则以及所参考的具体因素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清楚的回答，权威的立宪文件也没有给予清晰的说明。现行宪法对地方行政区域的划分显然摒弃了设置大行政区的做法，而在全国设立较多的省区市，由中央直接管辖，运用的是中央分而治之 的谋略。它的主要表现就是，区域协调发展是宪法序言中的内容，而宪法序言中的相关表述与行政区划并不衔接，甚至是存在明显冲突的。这一协同立法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打乱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纵向地方国家机关体系，与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等法律关于地方国家机关行使职权范围的规定明显不符。
这个问题应当引起重视。建议以区域协同立法为案例，并由此拓展开去，总结这些年来横向的行政区域之间发生的各种关系，对这些关系的法律性质以及处理各种关系应当遵循的原则界限做深入研究。在他看来，理念是在造物主的力量之下，事物呈现出的原始图像，它因而是一种上帝意义上理解的理念，纯粹直观中的单一对象，每种可能本质的最完美形式。
正确对待理想状态的方法并非就此否认理想状态的现实性，而是说，理想状态仅对于知性来说是值得追求的目标，而且，这种(引导性)理念完全正确，它使得这种内在箴律成为事物的原初形象，依照这一原初形象，就可以使得人类的实定法意义上的宪法始终不断地尽最大可能接近完美性。[19]霍布斯，见前注[16]，第137页。这些自然和文化因素对于国家制定法具有重大的建设意义，构成一国并未规范化和成文化的宪法和法律。改革状态是从革命状态到法律规范状态之间的中间状态，如我国的八二宪法就是这一转型在实定宪法上的体现。
但不可否认的是，施米特为我们贡献了一种转型范式：从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状态转型为主权专政的立宪法治状态。一种是程序限制，宪法修改要经过比法律更加严格的程序，如宪法修改要以2/3多数方可通过。
[12]国内学界近年来一直热议的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都属于理想法治的类型，二者也可以称之为形式意义上的理想法治和实质意义上的理想法治，构成其理论基础的一般都是形而上学的法哲学。[44]在立宪之前，人民需要政治代表来展现自身、塑造人民，等到立宪之后，人民代表就需要通过宪法以及法律来自我塑造。③政治代表所代表的是作为整体的政治统一体，所以它既不等于政府官员，也不是市民社会中的代理人。但是，美好的自然状态并不长久，无法维持自身，所以必然走向霍布斯意义上的崩坏。
面对快速变动的现代社会，政党始终屹立于时代潮头，在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原则的指引下，守护着人民的福祉。一方面，理性从不可能直接关涉到经验对象，而仅仅是与知性相连，经由知性才可实现理性自身经验上的运用，因此，理性并不创造概念，而是引导概念。既然公意不可代表，主权者也绝不可以有代表。革命对应的是非常状态，故同法治相悖。
但同时，它又必须是建立在党员与干部的自觉性上面，决不是片面的命令主义。一方面，国家法律一经制定出来，就具有确定性和可预期性，能够对人们的行为起到规范和引导作用。
二、现代法政思想中的转型与政治代表 (一)霍布斯：从紧急状态转型为规范状态中的政治代表 进入现代以来，告别神学、走向世俗化使得人们思考政治时不再以神为起点，而是改道从自然世界开始。可是，既然是近乎神的事业，人类便无法一次性完成。
当转型成为常态，法治便不再是理想形态，而是一种为了转型的制度设计，即转型法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治本质上是一种转型法治。进入专题： 现代性 改革状态 转型法治 政治代表 。[7](意)阿冈本：《例外状态》，薛熙平译，台湾麦田出版2010年版，第96页。也参见Robert Alexy, Begriffund Geltungdes Rechts, Berlin1992, S.158-159. [43]参见(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刘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页及以下。可是，革命过于激进，建设则易陈陈相因。一旦立法机关将其采纳为法律，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体人民就应当一体遵守。
政治代表 引言 理解一国现行法政制度，将其准确地描述出来，是对现行制度提出规范化和批判性主张的前提。无产阶级专政一词出自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
二者分别对应的是美国的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政治代表适时提出修改建议，这些建议提出时往往并无法律依据，甚至与既有法律不一致。
显然，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治建设可以恰当的定义为转型法治。因此，转型法治是一种以本土化改革为内涵的法治，其特点有三：一是低烈度的改革，二是外来符号的本土认知，三是基本的法律秩序。
[52]简言之，宪法上具有领导权的政党意志所具有的引领性和相对性，正是转型法治的本质特征的体现。三是吸收了霍布斯自然状态思想，在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之前又增加了一个美好的自然状态。②人民代表代表人民主观上承诺遵守宪法。[9]不同于国家立法对于公民的要求，常规性并不需要人们具有自觉的意识，引发常规性的是诸如土地、血缘、大众心理等自然因素，以及共同经历的历史和文化因素。
文章来源：《中外法学》2019年第4期。公共力量就必须由一个适当的代理人来把它结合在一起，并使他按照公意的指示而活动, 他对公共人格所起的作用很有点像是灵魂与肉体的结合对一个人所起的作用那样。
从这一点出发，卢梭明确反对一国之内的党派之争、反对代表制，倡导每个公民只代表自己表达政治见解。政治代表是发现和构建合意的主体，获得的是人民的授权。
主权专政针对的都是革命状态，无论是雅各布宾党的革命政府，还是德国1919年的制宪国民大会。因此，单纯遵守国法还不够，政党还须加强自身建设，用政治纪律和道德担当来要求自己及其成员。
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付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但是，这还不够，还需要类似神学的政治代表，正如教会、教堂和教皇合起来成为上帝的代表一样。从数量和规模上看，公意与众意对应的共同体基本一致。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道路上有两个伟大的理论创新，一个是毛泽东开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47]一个是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黑勒无法接受施米特一下子迈入存在决断论的立场，而是从现实的法与法的实现中提炼出一个共同的概念——常规性。历史来看，例外状态走向法律规范状态一般都是在革命成功之后。
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
[14]为此，转型法治需要一个引领方向的政治代表，这个代表不是常设的代议政府，而是引领型政党，它构成了改革时代转型法治的根本特征。共产党作为人民代表既要带头遵守宪法，又要推动社会变革和宪法修改，二者都是对宪法秩序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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